第4章 ? 第05章 长江，何年不闹灾

万里长江横贯祖国东西中部，全长6300余公里，居世界第三位。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地面积19％，养育着三亿多炎黄子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经济带，堪称中国的“生命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导致长江灾难重重，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长江流域每逢汛期都很紧张，使“母亲河”蒙受着洪灾之苦。

        近几年来，每年的7月我国“黄金水道”——长江，百川汇集，一泻千里。奔腾的江水好似一头发威的猛兽，洪灾波及两岸，危及着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给中华民族带来数不尽的灾难。

        可是洪水刚刚退却，这头发威的猛兽挟着一江泥沙静静地向东流淌，30多处河段浅滩尽显，既对长江航运构成极大的威胁，同时还因上游来水量少，而成为洪灾过后的大枯水期。

        面对这条极不协调的河流，人们在关注的同时，也为这条“母亲河”深感不安。

        洪水刚刚过去后，由于桂慧樵发表了很多有关抗洪的稿子，获得了新闻业内人士的普遍赞誉。《环球时报》又再次向他约稿，称：“你写了那么多年长江，是长江的专家，希望你能从长江水患的根源上，剖析一下长江为什么近年来年年闹灾。这样的深层次报道肯定很有价值。”桂慧樵欣然接受任务，于是他再次通过周密的调查，沿长江寻访，采访一些水利\水运专家，查阅很多相关资料。使他对长江母亲又有了一次理性的认识和思考——

        长江年年抗大洪

        自古以来，洪水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在历史长河中刻下了磨不去的印迹。往昔之“昔”的甲骨文，即象征着漫天洪水淹没了日头。史载：由西汉年（公元前206）至公元1949年，中国就发生较大洪水灾害1029次，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复杂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及人为的破坏，酿就了水患的定期爆发。

        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汉代（公元前185年）到清末的1911年的2096年中，共发生大洪灾214次，平均10年一次。唐代平均18年一次，在洪灾密度变化上，越往后水灾次数愈密。宋朝和元朝平均五六年一次；明清时期4年一次；1921年到1949年2年半就一次；90年代的9年中发生大洪水竟有7次之多。

        1998年7月，长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第二次全流域性大洪水，长江干流中下游全线超警戒水位，部分河段和洞庭湖、鄱阳湖水位超过了历史最高洪水水位，700万军民在大堤上与洪魔对峙了60多天，排除险情6600多处。其中特大险情1800多处，直接灾害损失1660亿元。

        进入1999年7月6日，长江武汉关水位达2730米警戒水位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出现三次大洪峰，且水位节节攀升。

        据了解，从这年7月中旬开始，长江上游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三峡区间、洞庭湖、鄱阳湖、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等地区发生了强降雨过程，直接影响长江中游地区，使长江上游形成了今年最大洪峰，最大合成流量63000立方米每秒。与此同时，洞庭湖区、湘、资、沅、澧四水也相继出现洪水，最大入湖流量56600立方米每秒，与长江上游洪水在城陵矶河段凶猛相遇，致使湖北省高洪水位持续上涨。而此时长江下游地区的鄱阳湖又形成严重的顶托之势，致长江中上游洪水东退缓慢。到20日，沙市至九江段（除武汉、黄石外）已全线突破1954年最高水位，为有史以来第二高水位年。根据我国《防洪法》和湖北省实施《防洪法》办法，湖北省防汛指挥部宣布：自20日零时起，全省进入紧急防汛期。

        到7月23日，第三次洪峰过时，江水已超出武汉城区平均高程3米多，洪峰水位达2889米，相应流量69000立方米每秒。为武汉第三大洪峰，创历史同期水位最大值。这种连续两年出现大洪水现象，被水利专家戏称为“姊妹水”。

        在武汉135年的水文史上18次超27米的大洪水中，“姊妹水”占了5次：1869/1870年、1948/1949年、1968/1969年、1995/1996年、1998/1999年。据长委会水文局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近50年来长江“姊妹水”越来越频繁，大约10年发生一次，且间距一年比一年短，水位一次比一次高。像1995/1996、1998/1999这两次“姊妹水”中间只相隔一年，历史上不多见。而在国内外水文史上连续两年发生大洪水的现象虽然有，但并不常见，像长江5年内发生两次“姊妹水”就更为特殊。

        受长江洪水影响，三峡工程临时船闸曾三次关闭，导流明渠除高速水翼船外，其余船舶全部暂停运行。三峡工程坝址水域三次停航，时间长达12天。为安全迅速疏散受阻三峡坝址的旅客。到7月23日，宜昌市政府、市交通委员会和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等联手合作，调集3000多车次，紧急疏散560艘客轮上的旅客123万人次，确保了旅客的安全和按时到达目的地。

        为保护长江堤岸安全，1996年7月，长江中游监利至武汉313公里江段，还实施了88个小时的禁航。1998年长江中游继7月26日零时，对石首至武汉375公里江段实行禁航后，28日8时武汉至小池口263公里的下游江段也被迫禁航，且历时43天，这在长江防汛史和航运史上尚属首次。此次禁航有数千艘船舶停航待令，沿线港口码头和航运企业蒙受了极大的经济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干线23个港口损失23亿多元，航运企业仅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损失就超过3亿元。因禁航还给长江流域一些大型厂矿企业的生产构成极大的威胁，一时间，荆门石化告急，武钢告急，外贸出口物资告急，武汉石化等企业全都告急。特别是枝城化肥厂和长岭炼油厂，因原材料和能源供应不上而出现了全面停产，使企业面临困境。同时，还使刚刚走出困境的长江航运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因洪水上涨致使上游去年堆积在江边的垃圾被洪水冲刷，随洪水滔滔而下，铺满了葛洲坝机组前沿江面，严重威胁着葛洲坝电厂的正常发电和安全，特别是1998年7月洪水期，机组拦污栅前垃圾越堆越厚，使拦污栅后水位骤降，多台电机拦污栅前后水位差超过3米，迫使电厂机组停机。垃圾阻害最严重的1号机组，最大水位差竟高达65米。据不完全统计，自7月1日至6日。因垃圾导致电厂机组停机达18台次，少发电量21768  万千瓦时。

        由于洪水肆虐，1998年8月1日晚，湖北簰洲大堤中堡村附近溃口，而1999年第三次洪峰通过这里时，超过1998年的溃口水位003米。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决定在洪峰到来前迅速向附近的潘家湾、老官嘴等乡镇对口安置转移2万多人，为弃民垸、平垸行洪做准备。

        武汉市除对移民建镇的14个民垸内的群众全部搬迁外，还对尚未列入去年移民建镇计划的沿长江、汉江及其他支流的41个民垸也按防洪预案做好群众的疏散、转移和临时安置工作。

        1999年7月23日，汹涌的资水冲向益阳甘溪港河，益阳民主垸大堤被撕开了200米的口子，民主垸继1954年以来又一次被洪水吞没，垸内103平方公里普遍被淹，深度已达6至7米，7万多人房屋被淹，并实施安全大转移。

        随着洞庭湖水位超警戒，继7月22日，京广线沿线洞庭湖64公里地段有3座铁路桥梁和一段路基遭洪水浸泡后，京广全线下行线路被迫中断。27日晚，因水位上升再次侵袭京广大动脉，造成近10列经过岳阳段的列车晚点，受堵列车近100列。

        据有关部门统计，湖北省自今年1999年6月15日“入梅”到7月上旬止，全省有1130万人受灾，一度被洪水围困的群众达36万人，损坏房屋近10万间，倒塌房屋34000间，因灾死亡36人；工农业损失惨重，受灾农田逾1700万亩，其中绝收近200万亩，粮食减产88万吨，死亡大牲畜5200头；有2000多家企业因灾停产或半停产。冲毁桥涵300多座，损毁路基740余公里，水闸和机电泵站等被水冲毁的水利设施达11600多处，造成经济损失46亿多元。

        水土流失导致了大量泥沙下泄，引起河床抬高，河道泄洪断面缩小，湖泊淤积，诱发围垦造田，使河道过洪能力和湖泊、水库等水利工程的调蓄能力大大降低。同时，使洪水产生时间加快，洪水暴涨暴落，加剧了洪涝灾害。

        与此同时，围湖造田、湖泊锐减和人为占用河道滩地、修建工程房屋，也是导致“两灾”频发的原因。围湖造田，泥沙俱下使洞庭湖蓄水能力锐减，湖面面积已经从50年代初的4300多平方公里，缩小到当时的2600多平方公里，调洪能力从293亿立方米衰减到当年的174亿立方米；鄱阳湖由5000平方公里减少到4000平方公里；太湖由3200平方公里减少为不足2900平方公里。

        据统计，建国50年代以来，由于人工围湖造田，人为占用河道滩地建厂建房，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天然水域减少了312万平方公里，丧失了622亿立方米的调蓄能力，几乎相当于3座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量。据专家计算，洞庭湖每围垦1000平方公里的湖面，城陵矶的水位就会抬高038米。

        随着泥沙淤积和河道的变迁，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武汉段河床变化明显，不但主航道已从左岸偏移到右岸，而且左岸汉口的边滩迅速淤高扩宽，在正常年份的汛期，这里水深也只有二三米。一到冬季枯水季节，人们可以从左岸一直走到江心的天兴洲。水越来越浅，已影响到武汉部分货运码头的正常营运。

        在汉口从滨江公园至长江二桥之间的大部分江滩，现在已成了集娱乐、生活和商业网点于一体的新型“开发区”，严重影响了长江的泄洪。汉口丹水池3600多米的江堤下，密密麻麻挤着10多家企事业单位，各种建筑物一直延伸到堤下，有的建筑物甚至是围堤而建。这种现象在沿江其它省市也是屡见不鲜。

        尽管自1980年以来，武汉市共消除沿江各类阻水障碍物185万平方米，可是违章占滩、乱搭乱盖仍屡禁不止，直至90年代末市区堤外还有1000多亩滩地被占用。

        江西波阳县昌洲乡是长江支流昌江下游河道中的一个巨大的“岛屿”，这个岛屿的大部分居住、耕作用地都是原来昌江的河床。该乡成为河流干道中的一个大“瘤子”，不仅阻碍了江水的流动，而且还埋下了洪灾的隐患。湖泊面积和行洪滩地的不断萎缩和占用，一方面降低了拦蓄地表径流的能力，使洪水一来便直接进入江河；另一方面，同长江相通的洞庭湖、鄱阳湖调蓄洪水能力减少，若其再同时遭遇暴雨，将对长江的洪水形成顶托作用，助长了洪灾的形成。

        再就是，江湖内部水沙变化也加速了河道的淤积。我国泥沙专家、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河流工程系教授李义天指出，造成近年来城陵矶附近河段流量小、水位高频繁出现的主要原因是荆江、洞庭湖及城陵矶以下河段各区域的水沙运动情况发生的变化，特别是泥沙淤积部位的变化。荆江及洞庭湖内部水沙运动变化主要体现在松滋、太平口及藕池三口分流分沙及城陵矶出湖水沙的变化，由于1967—1972年下荆江段上车湾、中洲子及沙滩子三次裁弯取直和1994年石首鱼尾洲自然裁弯，河长缩短，坡降加大，加速了三口分流分沙衰退及河床冲淤部位变化的进程，再加上下荆江河段的冲刷，三口分流分沙比在逐年递减。这种分流分沙比减少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进入洞庭湖的泥沙逐年减少，长江干流的输沙量不断增大，从而加大了螺山至汉口200公里河段的淤积。有资料表明，1981-1988年洞庭湖区年平均淤积量较1955-1956年减少6886x106t，而1981-1987年螺山至汉口河段年平均淤积量增加了5123x106t，即螺山至汉口河段增加的淤积量占洞庭湖区所减少淤积量的744％，这种淤积量的增加正是导致螺山以下河段河床逐年抬高的原因。按1988年以前平均淤积速率估算。1956—1995年期间，螺山至汉口河段河床平均累积淤高551米，螺山测站断面累积淤高712米。这种河床大幅度的升高，一方面使水位大幅度提高，过水能力下降，另一方面使洞庭湖区的调蓄湖容大幅度减少。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指出：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工建筑，如码头，桥梁等方面对行洪的障碍也不容忽视。90年代末长江上出现的“码头大战”和一些不按客观规律滥建桥梁等建筑物，导致河床变迁，泥沙淤积，使本难下泄的长江洪水被沿途设置的道道障碍物拦截，下泄困难。同时，还加速了河道的变迁，造成大面积的回淤。

        1996年由南通宁汇石油化工联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的江海港13万吨级石油码头，在即将竣工投入使用之际，岂料码头前沿水深已由1993年9月码头开工建设时的负114米，变为当时的负55米。也就是说这座可以停靠万吨级油轮的码头，由于栈桥影响洪水期的过水段面，而使其淤塞严重。不仅如此，在江海港区先期建成的石油公司码头、汇丰公司及嘉民港储公司与千红石化港储公司合资的码头也都出现了严重淤积。日益加剧的淤积致使2万吨以上的油轮已无法进港。更有甚者，有的地方为了使码头达到一定的水深不惜代价将栈桥伸向江心1-2公里，大大减缓了洪水下泄的速度。

        洞庭湖区沿湖一些城市的不少单位与湖争地严重。一座座驳岸从沿岸向湖中延伸。水运、陆运、工厂、集体、个人争相在沿岸建码头、仓库。某市在不到3千米的沿湖大堤边就建各种码头30多座，有的码头利用率不到30％，有的几乎不用。重复建设，不仅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浪费，而且侵占湖面影响蓄洪能力。

        令人们关注的坝区泥沙淤积也十分惊人。尽管我国水利专家和航道专家对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的泥沙淤积问题一直都非常重视。在设计、论证及建设阶段做了大量的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改善水流条件、防淤减淤的措施，减少了航道的泥沙淤积，但还不能彻底解决泥沙淤积给航道带来的影响。仅以1998年为例，葛洲坝三江上下游引航道年淤积总量100万立方米，经汛末二次冲沙后还有35万立方米的碍航淤积体。大江航道虽经汛期泄洪冲走了大部分淤积在下游航道的泥沙，缓解了汛期的淤积，但在汛末淤积是十分惊人的。据有关测图表明，约有143万立方米的碍航淤积体。三峡临时船闸上引航道下游航道及其连接段，由于受高洪水位影响，设计高程以上共淤积200万立方米左右，其中上引航道淤积45万立方米，下引航道连接段淤积约155万立方米。这些都是导致长江洪灾和枯灾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研究员于光远在“必须正视三峡水库淤死问题”一文中呼吁：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研究长江运动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自觉性、客观性，冷静地思考和研究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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